新的一年，榕社的第二次聚會在公館的雪可屋愉快的氣氛中進行，大家在四個小時的聚會確立了接下來的組織定位與理念，也建立起未來的方向。
這次聚會中，大家先分享了幾個地方社區調查與改造的案例。陳志強提到了台中的花東新村原住民調查與台東的秋菊種植，Robert則提到三峽的老街改造，由此帶出當前台灣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中政府、地方社會與都會菁英之間的三角困境：做為文化產業的最大主導者，政府挾著巨大的資源優勢進場，但行政機構缺乏對文化的敏感度與運作方式，只能以傳統花錢「消費」現代建設的方式「購買」美景、古蹟與觀光建設，再用脫離現實的效益來評估估算文化發展的成果，最後則是以暴發戶的方式管理這些資產，缺乏明確和一貫的政策目標，因此即使投入的花費甚鉅，實際上得到的效益卻不成比例的低，而且永遠無法擺脫這些「產業」依賴政府體制的命運。簡單來說，政府扶持的「文化」反而構成一種政治的產物，既缺乏其自主的生命力，也沒有真正的生產效益。
至於地方社會的文化建設，由於過於仰賴政府的資源投注，大都也染上僅關注建築美學與建設的弊病，而非無形的地方傳統，這使得寧願要富麗堂皇的建設，卻缺乏經營的概念。加上由於資源管道單一化，必須配合政府的政策週期，其著重在短期的效益展現，不行長期的經營，也無法援引更多的資源擴大局勢，於是導致了經營者賣弄行銷術語之餘，卻缺乏關注地方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整體社會事實，也沒有通盤的管理方案，於是碰到實際的社會困境時，通常沒有明確的解決手段，也難以找到其他協助者。最後辛苦經營的成果往往曇花一現，難以歷經考驗。
但另一方面，都會的相關專家和藝文人士雖能洞察問題，則缺乏進入地方場域的能力，並忽略了地方社會與都會之間的差異與期望，因此在進入地方時，很容易將違反自己的美學與價值觀的人事物當成為一種「罪惡」，然後強加自身的價值觀於地方，可以想見，其遭遇到的地方權力網絡反彈將多麼猛烈。因此，無論他們的理想多麼美好，這些價值也很難進入地方社會的脈絡，這可以在許多環境與地方運動中看見。
國家的便宜行事、地方的自我想像與知識分子的去脈絡構成了整個地方文化發展的瓶頸，他們之間相互穿插，卻沒有形成交匯點，於是只能譜出缺乏自主性的文化體系。而且因為三者各行其事，缺乏協調性，即使遇到問題，也很難得到適當的協助。但這樣的背景也讓我們組織的理念方向大致成形。作為一個文化的建築師，榕社希望能扮演雙向的渠道，試圖將都會資源引入地方社群，協助地方文化發展，以及將其成果反饋至都會的大眾文化之中。但這其中，榕社希望扮演主導者，能積極參與並耕耘地方，收集地方的材料，勾勒地方文化的藍圖。
最後，作為地方的參與者以及引介者，榕社也希望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將文化的建構擴及地方社會的發展。Robert提到，在西方公民社會成熟的國家，地方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見得要依靠政府的支柱，而是透過民間找尋非政府的組織或企業挹注。這種做法在國內仍然相當缺乏，只限於一些零星的特例(如高雄美濃的社區協會)。這情況主要受制於政府的稅制與諸多的限制措施所致，但相當程度限制了地方發展的可能性，使得地方只能靠政策上的「產業」來想像地方發展的形式，卻沒想到如何改善生活上的條件與自我認同，因此在這框架下，文化只能與觀光結合，農業只能與觀光結合，族群只能與觀光結合，但觀光本身卻只是官員的美感和投機者想像的利潤泡沫的結合，但因為國家權威的背書，大家卻認為這才是「發展」，實際上卻忽視了居民從謀生到自我投射等各種價值觀的需要，最後卻弄得生業不成生業，觀光產業也不成產業。這時，公民社會也該站出來，成為地方社會發展的樞紐，而不再只當國家的依賴者，才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況。換言之，我們也要在實踐中思索如何推動民間組織對地方社會的資源引介，從地方整體的社會事實來考量，而非只是被動地等待與接受國家政策。
從一個想法到推動組織的誕生，這中間有許多挑戰與障礙等著克服，從一個組織成形到能游刃有餘地實踐，則是一個更顛坡的過程。但我們還年輕，還有成長的空間，從做中學，從討論中找尋發展的方式，則是我們朝理想邁進的方式。
